亚信科技董事长丁健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投射到婚姻生活中，使青年男女在婚姻决定方式中更趋民主，婚姻当事人能更自由地选择恋人、更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婚姻。反过来，也导致了离婚率的上升――― 连丁健本人都自嘲地认为，他现在都快成娱乐人物了。 一个月前，中国IT界的低调知名人士―――丁健，在一夜之间成为娱乐记者追逐甚至质问的对象，原因就在于他那被定义成“财富与美貌”结合的新婚。 丁健―――亚信科技董事长，被喻为中国互联网的建筑师。年仅40岁，美国《福布斯》杂志推算其身价为8000万美元。 许戈辉―――融才学和美貌于一体的凤凰卫视知名节目主持人。 单凭这一点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并不过分，人们在羡慕的同时本应给予他们更多的祝福。但这一对新人在低调的南非蜜月之行后却背负着公众的指责。有人指出丁健和许戈辉的幸福是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痛苦之上―――她就是丁健的前妻，一个有着同样学识的“海归”。在丁健创业阶段，她为了心爱的人从美国回到北京，为丁健生儿育女。在大多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这无疑又是一起“第三者插足”、“负心汉抛弃糟糠之妻”的人间悲剧。这些态度在网友的留言里显露无遗，甚至有匿名网友为许戈辉担心，丁健也会有一天这样对待她。 4月5日，北京友谊宾馆的咖啡厅，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面对媒体的报道，丁健觉得很可笑，“这些事记者都没有做到最起码的核实就敢登，这让我很惊诧！”尽管在面对面讨论这一问题时，丁健一如既往地平静，但从他在给本报记者的回信中能感觉到他内心的一丝感触，“这些问题都建立在一些很不负责任的小报新闻的基础上。我能够理解并容忍，作为公众人物，有时在隐私权上是会作适度‘牺牲’的。但是当一篇正式报道用严重伤害人格的词语进行指责时，竟然可以简单地用一句‘据一位员工说’作为所有‘事实’的来源，而这样一篇报道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被数家媒体、甚至某些大报不作任何实质性求证地原文转载，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在做CEO的日子里，我真的很累 此时的丁健已卸任亚信科技CEO两年之久，他虽仍保持着曾经的低调，但作为一名战略投资人，丁健流露出更多的是沉寂之后的气定神闲。卸任两年来，丁健除了操持一些会议之外，更多的时间是在与人交流：“一般周一、周二的时间安排比较紧，剩下的时间都做自己的事。” 相对于在亚信做掌门人时，如今丁健要轻松许多。“做事业无非是两种玩法，一种是拿着别人的钱玩，一种是拿自己的钱让别人玩。而相对于后者，前者更累，毕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这些钱都是别人的血汗钱。因此做CEO时，我很累，身体上的累还在其次，关键是心累。” 北大硕士毕业的丁健在国内工作两年之后去了美国，后来又回国做互联网。当年这批意气风发的理想主义者们决定回国做互联网时，只能选择拓荒者的姿态。“那时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都没有人给我们指导。”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国懂互联网的人很少，只有搞学术的人才有关于互联网的一点点认识。1994年，中科院网络中心邀请丁健以技术顾问的身份回国指导网络中心的建设。 而1999年对于丁健来说，可谓是人生的一次重大挑战与转折。这一年，他接任田溯宁出任亚信公司CEO，有着深厚技术背景的他面临转型。用丁健的话说，“我一开始就清楚自己不是个职业化的CEO”。幸好丁健喜欢学习也善于学习，对新知的求索欲极强。一开始丁健怀疑自己的能力，他知道自己擅长的是战略方向、技术等方面，在管理方面存在很多缺点。在这期间，丁健看的书多为技术、管理方面的书。亚信人说丁健的做事风格对内而言是“固执”，对外而言是“执着”。凭借着“执着”，丁健在自我改造中完成了对CEO职务的重新诠释，同时也收获了喜悦。 2000年3月3日，在丁健的操持下，亚信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当日股价上涨314%，收盘于99.56美元，融资1.2亿美元，成为纳市当天最成功的新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亚信成功投资英斯克公司，全资收购广州邦讯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太平洋软件公司核心HRM&BI业务，以及后来置换联想集团IT服务业务，实现了自己的战略转移。丁健时代的亚信在业界引起了一系列震动。 尽管转型后的亚信就目前来说，发展已经不错，但丁健认为，如果不是由于外在原因，亚信的步子也许可以迈得更大些。 “本来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发展，但是不幸的是赶上了整个IT行业的低潮，这是我们比较遗憾的事情。否则的话，我相信亚信这支团队所取得的业绩，无论从数字还是股价上的表现，都应该比现在好得多。”丁健不无感叹地说。 “这既有市场的原因，还有我既要干活，又要把不懂的东西学明白，付出等于比一般人多一倍，所以在做CEO的日子里，我真的很累。” 婚姻破裂与许戈辉没有关系 2003年4月1日，丁健作为亚信的创始人，在执掌亚信4年之后，2003年从CEO的位子上退下来，成为亚信的董事长。丁健曾说：“对我个人来讲，最起码我不做CEO要比做CEO睡得踏实。” 恰恰是卸任CEO的日子里，丁健和家人相聚的时间反倒增加了。丁健告诉记者，和孩子的感情关键是交流，以前做CEO的时候虽然和孩子们常能见面，但很少和他们沟通，现在虽然孩子们在国外上学，但每年有好几个月天天在一起，反而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感情。 “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创业者的家庭，由于夫妻经常不在一起或没有时间沟通，家庭承受的压力远远要比常人大得多。也许在这期间，由于没有时间沟通这些矛盾，容易凑合地过日子。当双方都无法忍受而不得不分手的时候，就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负责任地解决各种影响和后果，比如小孩的问题。” “生活越到一定层次，双方对生活质量、自由和快乐的要求就会越高。”丁健说，“我可以坦诚地说，我和前妻婚姻的破裂与戈辉的出现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由于很多偶然和必然的因素。”丁健告诉记者，他所接触的一些成功人士的离婚，很少是由第三者插足而导致的。“不可否认，现在外面的诱惑很大也很多，但一般成功人士很少会因为经受不了诱惑而选择离婚，毕竟作为名人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对于婚姻的理解，丁健在给记者的回复中这样写到：“每个人对幸福婚姻的理解都很相似，而婚姻的结束却各有各的理由。理想婚姻自然应该是双方白头到老，孩子在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中健康成长。但如果双方在多年起伏和艰难努力之后，痛苦但又负责任地为了所有人的未来共同选择分手，并且心平气和地处理了所有的细节，特别是处理好对双方生命中最重要部分―――孩子，那么这仍然是一段不完美但是负责任的婚姻，一段美好的开始和负责任的结束。” 是责任感的缺失还是平等自主的选择 其实，40岁的丁健离婚也只是中国众多离婚故事中的一个小插曲，也许其并没有什么代表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离婚率正在增加，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家庭与性别研究室的资料显示，50年来中国曾出现过3次离婚高潮，其中20世纪50年代的离婚高峰中，全国出现了110多万对离婚者；“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离婚高潮，离婚人数高达180多万对；第三次离婚高峰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从这以后离婚率一直处于快速攀升的势头。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家庭与性别研究室副主任王震宇告诉记者，作为一个总体趋势来看，婚姻当事人比以前择偶更自由、婚姻更自主。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投射到婚姻生活中，使青年男女在婚姻决定方式中更趋民主，婚姻当事人能更自由地选择恋人、更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婚姻。反过来，也导致了离婚率的上升。 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会秘书长、全国妇联《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樊爱国认为：“婚姻更多的是责任。”樊爱国告诉记者，“这是我们需要积极倡导和支持的婚姻观。”尽管结束了一段不美满但感觉负责任的婚姻，但丁健对这句话有着自己的理解。丁健认为，婚姻需要的是责任，这一点并不假，但在中国所受的教育里面，并没有对婚姻意义的真正解释，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中，男人对婚姻的责任感就是挣钱养家，这是一种很肤浅的理解。“我所理解的婚姻责任更多的是双方的责任和长久不懈地去共同经营，对于美满婚姻的要素，我比较欣赏胡瓜说的一句话：‘女的要善良，男的要有责任’。” 对于这一点，丁健也有着自己的看法：现代中国女性特别是优秀女性是十分独立的，她们不会认为自己只是男人的后盾或贤妻良母，无论从法律上、心态上还是她们的付出上，她们都会要求分享家庭所有的一半，无论是男人事业的成功还是家庭财富的拥有。她们对婚姻质量、夫妻感情同样要求很高而容不得凑合，一样会用自己的方式按自己的想法去追求自己未来的幸福。媒体用“被抛弃”来形容她们，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心理歧视甚至羞辱。男人常常被问究竟付了多少“分手费”，甚至用钱数来衡量到底值不值。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问题。在现代女性眼里，女性所得到的并不是“分”给她的，而是本来就属于她的。(n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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